漸進式創新重視內部資源，對企業發展和產業格局破壞小，利于現有企業的長期發展，在傳統產業是主要創新方式。我國創新基礎比較薄弱，應該更加重視漸進式創新。建議國家進一步改進創新政策，激勵企業持續漸進式創新，通過量變實現質變，提升國家整體創新實力。

盡管我國企業可能在少數領域成功實現突變式創新，但我國總體創新基礎相對薄弱，需要通過漸進式創新進一步夯實技術基礎。改進創新政策，激勵企業持續漸進式創新：要進一步落實稅收激勵；加快科技體制改革，重點建設一批服務中小企業的應用技術開發機構；要鼓勵產學研合作，促進聯合創新。

由于互聯網的發展和物聯網的興起，電子商務、智能制造對傳統的服務業和傳統制造業帶來了新的技術革命，全社會將創新焦點轉向這些突變式創新，往往容易忽視漸進式創新的重要性。實踐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漸進式創新是基礎，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漸進式創新與突變式創新

漸進式創新指利用現有資源、不斷改進技術、主要服務現有用戶群的創新方式。如手機制造商在新型號手機上添加新的硬件或軟件，增加手機的服務功能。突變式創新指采用新的技術導致企業原有生產資源沉沒或者主要用戶發生改變，如數字技術導致膠片相機的生產資源沉沒，電子商務吸引了大量商場消費者，等等。

漸進式創新與突變式創新帶來不同的效果。漸進式創新重視內部資源，依靠全員創新，對企業發展和產業格局破壞小，投資風險小，利于現有企業的長期發展，但企業發展相對緩慢，產業結構調整能力相對弱。漸進式創新在傳統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非模塊化技術領域是主要創新方式。突變式創新重視外部資源，依靠少數人精英創新，具有顛覆產業結構能力，企業容易出現爆炸式增長，但投入風險大，不確定性強，容易破壞現有產業體系，造成大量企業退出、員工失業。突變式創新容易出現在技術進步快的新興產業，特別是模塊化技術廣泛應用的領域。

從全球各國實踐看，美國始終處于突變式創新的前列。十九世紀以來，美國企業在發電機、電燈、火車、電話、塑料、半導體、計算機、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創新，給全世界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德國、日本等國家經濟也處于世界前列，但突變式創新相對較少，企業主要還是漸進式創新。比較各國實踐可以看出，企業創新路徑的選擇與區域創新系統和企業的特點密切相關。

首先，區域創新系統為不同創新路徑打下基礎。美國的國家創新系統具有鮮明特點：重視基礎研發，科技水平全球領先；重視專利保護，企業投資創新積極性高；風險資本發達，為新創企業提供充裕資金；證券市場活躍，為風險資本循環提供通道；創新網絡完善，各類創新資源快速聚集。這些因素都為美國的突變式創新提供了良好環境。相比之下，德國和日本的創新系統更加有利于漸進式創新，對突變式創新的支持遠不如美國。

其次，企業的特點是企業創新路徑選擇的重要依據。德國、日本的企業重視員工的技能和技術研發，如德國的“雙元制”培訓體系為企業提供了高技能工人，日本的“精益生產”管理方式倡導員工參與的持續改進。德國、日本的企業特點成為企業選擇漸進式創新路徑的重要依據。

漸進式創新與突變式創新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漸進式創新為突變式創新打下堅實基礎。漸進式創新積累了先進技術和各類生產要素，培養了用戶群，為突變式創新創造條件，漸進式創新與突變式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是“量變”到“質變”的關系，因此突變式創新很少出現在經濟落后國家，一般出現在漸進式創新基礎較好的國家。另一方面，突變式創新提高了漸進式創新的起點。突變式創新發生后，創新進入新的周期，推動創新不斷改進完善。總體上，漸進式創新是常態，突變式創新是偶然現象。

更加重視漸進式創新

（一）我國創新基礎薄弱，需要更加重視漸進式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但總體上仍然處于全球中游水平。《全球創新指數(8518.874, -134.44, -1.55%)（2016）》評估體制機制、人力資本與研究、基礎設施、市場成熟度、企業成熟度、知識和技術產出以及創意產出在內的國家創新活動，中國排列第25位。《全球競爭力報告（2016—2017）》評估制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健康與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與培訓、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準備度、市場規模、商業成熟度和創新等重要方面，中國排在第28位。2013年科技部啟動國內外技術競爭調查活動，參與專家主要來自國家863計劃、支撐計劃、國家重大專項課題承擔專家、千人計劃、高新技術企業研發和管理專家等。通過問卷調查判斷，我國技術水平總體上相當于美國技術水平的68．4％，總體技術水平與國際領先水平的差距為9．4年。

盡管我國企業可能在少數領域成功實現突變式創新，但我國總體創新基礎相對薄弱，需要通過漸進式創新進一步夯實技術基礎。以工業4．0和智能制造為例，我國企業在許多領域尚未掌握主要部件的核心技術，80％的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70％的汽車制造關鍵設備、40％的大型石化裝備以及絕大部分高端、精密的試驗檢測設備和數控機床控制系統要依賴進口；我國多數企業信息化基礎薄弱，購買的主要管理軟件（ERP、MES、CRM等）相互獨立，存在信息孤島和數據整合問題，供應鏈也沒有打通，無法形成人、機、料、品的動態聯動。這些問題都是工業2．0、工業3．0時期的問題，需要長期積累才能解決。由于積累不足，制約了工業4．0的發展。

（二）改進創新政策，激勵企業持續漸進式創新

一是要進一步落實稅收激勵。我國采用國際通行的研發費用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研發費用制定了150％的扣除比例，在世界各國中屬于較高比例。2015年進一步放寬了享受優惠的行業范圍和費用范圍，簡化了費用核算管理，減少了核準程序，對激勵企業創新產生了積極影響。該政策由稅務部門管理，各地在執行過程中仍然存在較大差異，財政狀況較好的地區一般執行比較到位，財政狀況不好的地區容易出現研發費用核算管理過緊的現象。另外，中小企業研發項目立項和管理不規范，導致中小企業享受政策比例過低的現象比較突出。建議稅務部門進一步提升能力、加強服務，通過落實政策激勵企業增加創新投入，提高創新能力。

二是加快科技體制改革，重點建設一批服務中小企業的應用技術開發機構。美國、日本和德國等創新領先國家都高度重視應用技術開發體系建設。美國在國家制造創新網絡計劃（簡稱“NNMI計劃”）中提出組建15家以上的應用技術研究所，幫助新的制造工序和技術從基礎研究過渡到制造應用，重點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持。日本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立了180多家產業技術中心，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研發、技術咨詢、技術培訓、技術交易、產品實驗、測試檢測等服務。德國史太白基金會擁有750家分支機構，為企業提供技術咨詢、研究開發、技術轉移、技術評估、人員培訓等服務。我國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政府給予一定的投入，采用市場化機制，構建服務中小企業的應用技術服務體系。

三是要鼓勵產學研合作，促進聯合創新。美國、日本、德國等創新領先國家都重視產學研合作開展聯合創新，如1976—1979年，日本政府支持富士通、日立、三菱機電、日本電氣和東芝5家主要的日本半導體公司組成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發合作產業聯盟（VLSIconsortium），幫助日本企業在1980年代實現技術趕超。1987年美國13個主要半導體公司與研究機構、政府部門組建半導體技術研發合作產業聯盟，幫助美國半導體企業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競爭地位。北京中關村(6.740, -0.08, -1.17%)在促進企業聯合創新方面也取得了許多經驗。建議國家創新資源要進一步向產學研合作和聯合創新傾斜，打造產業創新生態。